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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權論視角下環境法立法目的再認識

添加時間:2019/04/12
  摘要:自然為人類提供的利益可分為經濟性利益與生態性利益。自然的經濟性利益易于分割, 已轉化為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自然的生態性利益是一種整體性、保障性的利益, 無法轉化為具體的法律權利。生態性利益的保護是財產權利存在的前提, 保護自然因此構成財產權利的內在要求。界權論主張環境法本質上是對現有財產權利體系進行重新界定之法, 通過將生態要素注入現有財產權利體系, 調整現有權利邊界, 使自然的經濟性利益與生態性利益之間實現平衡。從界權論的視角出發, 可以對環境法的立法目的、調整對象、調整手段、環境法與其他部門法的關系等現象進行新的解讀。
  
  關鍵詞:環境權; 環境義務; 界權論; 財產權;
 
  一、引 言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 有關環境保護的法律產生于20世紀初, 并于20世紀60年代后得到快速發展。中國環境法律的發展比發達國家略晚, 但自1979年《環境保護法 (試行) 》頒布以來, 中國的環境法律也得到迅速發展, 至今已形成一個龐大的法律體系。為便于理解、學習和適用法律, 理論上根據法律的不同特征將法律進行分類, 從中總結出不同類型法律的共性和規律。例如, 根據法律關系主體的不同, 將法律分為公法與私法1;根據法律規范內容的不同, 將法律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此外, 還可將法律分為一般法和特別法、根本法和普通法等等。在我國法學界, 最常見的分類方法是將法律體系劃分為憲法、行政法、民商法、刑法、訴訟法、社會法等法律部門。我國立法機關則將現有法律體系劃分為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經濟法、社會法、刑法、訴訟與非訴訟程序法等七個法律部門[1].根據各部門法的不同特點, 學者們建立起了相應的部門法理論體系, 用以解釋部門法現象, 指導部門法的構建。同時, 部門法理論的成熟度反過來也成為一個法律部門能否成立的重要衡量標準。
  
  環境法自出現以來, 我國的環境法學者便開始效仿傳統部門法, 試圖從環境法律規范中發掘其共性之處, 把握其內在規律, 建立起與傳統部門法學相類似的環境法學部門法理論體系, 從而對環境法進行系統性解釋, 并證成環境法是作為獨立部門法的地位。經過四十多年的努力, 環境法學界先后提出了環境權論、環境義務論、環境利益論、環境法權論等多種學說。但遺憾的是, 學說雖層出不窮, 卻至今仍未能夠建立起可與其他部門法相媲美的、具有足夠解釋力并得到公認的環境法學理論體系。甚至, 對于環境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也仍未能夠達成共識[2].
  
  環境法律的存在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發掘各項環境法律制度的共性, 并從中總結出一般性規律, 對于人們學習、理解和適用環境法具有重要的意義。至于能否建立一個獨立的環境法律部門, 更多的只是一個學科劃分問題, 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只是學界的利益之爭問題, 本身并無太大的學術意義。本文無意介入環境法的部門法地位之爭, 僅僅把環境法視作一個客觀存在的現象, 力求通過一個新的角度對環境法律現象作出一種新的解讀, 以幫助人們理解和把握環境法。論文第二部分將對現有理論進行回顧與梳理, 總結現有理論研究取得的成就與存在的不足;第三部分將提出“界權論”的觀點, 并闡述“界權論”的依據, 說明“界權論”與現有理論的區別;第四部分將運用“界權論”對環境法的立法目的、調整對象、調整手段等進行解讀, 以展示“界權論”的解釋力;最后對全文進行總結。
  
  二、現有理論及其評價
  
  環境法學界大多數學者都主張環境法是一個獨立的部門法, 認為環境法是一個有機結合的法律體系, 有著自己獨特的立法目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環境法學者們試圖發展出一套理論, 用以對環境法進行體系性的解釋。綜觀環境法學界的研究成果, 目前已形成環境權論、環境義務論、環境利益論、環境法權論等諸多學說, 其中影響最大的是環境權論和環境義務論。
  
  (一) 環境權論及其評價
  
  20世紀六、七十年代, 世界性的環境危機開始出現, 環境保護運動也隨之展開, 環境權概念便誕生于這一階段[3].環境權概念提出之后, 迅速傳播至世界各國。我國法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初也開始討論環境權問題2, 此后圍繞環境權的研究便一直持續至今。可以毫不夸張地說, 環境權已成為環境法學界最受關注、同時也最具爭議的理論話題, 以至環境法學者們似乎都對環境權產生了某種難以言說的情結。對于環境權的認識不一而同, 有學者主張環境權的主體既包括個人, 也包括法人、國家乃至人類, 以及后代人[4];環境權的內容既包括經濟性權利, 也包括生態性權利[5];有學者則認為環境權不僅包括實體性環境權, 也包括程序性環境權[6].還有學者主張環境權既包括國際法上的環境權, 也包括國內法上的公民環境權[7] (P169) .此外, 也有學者堅持環境權是一種對一定環境品質的享受權, 環境權的主體僅限于自然人, 環境權是一種實體性權利而不包括程序性權利[8].時至今日, 對于環境權的定義依舊聚訟紛紜[9].
  
  但是, 盡管對于環境權的主體、客體、內容等存在不同看法, 環境權論者卻幾乎都贊成將環境權作為環境法的基石范疇或理論基礎, 并在此基礎上建構環境法學的理論體系3.在環境權論者看來, 環境法是基于環境權的一個有機法律體系, 環境法的目的在于保護公眾的環境權。具體而言, 環境法以環境權為中心, 通過設定權利、行使權利、救濟權利的權利運行邏輯來實現保護公民環境權的目的[10], 環境法是環境權的制度表達。環境權論遵循著以下思路, 即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原因在于自然開發利用權的濫用, 為了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自然, 需要在自然之上確立新的權利, 亦即環境權, 從而與自然開發利用權相抗衡, 實現保護環境的目的。環境權既是保護環境的目標, 也是保護環境的手段。
  
  環境權在突出環境保護重要性上具有重要意義, 易于獲取社會的認可和支持。特別是在“權利時代”背景下[11], 權利話語帶著某種天然的正當性。從環境保護運動的發展歷史來看, 世界各國以及國際上的環境保護運動都曾打出環境權的旗號, 環境權的提出對于喚醒環保意識和推動環保實踐發展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與此同時, 這也使環境權具有濃厚的政治運動色彩[12].然而, 由于環境權在主體、客體、內容等方面難以界定, 致使環境權在實踐中面臨著巨大障礙。盡管世界上已有一些國家在憲法或法律中規定了環境權內容[13], 但每當當事人在司法實踐中高舉環境權旗幟進行訴訟時, 最終結果要么是被法院直接拒絕, 要么是轉換成其他權利依據進行裁判。環境權的實踐困境使得環境權難以作為環境法律制度的建構基礎。對此, 很多學者也提出了批評意見4.而且, 由于環境權所表征的價值目標可以通過環境法的立法目的、基本原則等方式進入環境法律體系當中, 并不一定要通過環境權來表達, 因而環境權的重要性進一步降低。因此, 囿于權利工具的固有局限, 環境權論雖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 卻缺乏技術上的可行性。
  
  (二) 環境義務論及其評價
  
  在對環境權進行研究的過程中, 部分學者看到了環境權論的缺陷, 并認為這種缺陷無法克服, 因而將視角轉向了與環境權相對的環境義務[10].環境義務論最初便是從環境權論中推導而來。在環境義務論者看來, 環境權是人類整體的權利, 無法具體化為個人權利, 并且環境權是一種自得權, 是以自負義務的履行為實現手段的保有和維護適宜人類生存繁衍的自然環境的人類權利[14], 所謂的公民環境權論難以成立[15].環境義務論認為, 環境問題乃是由于人類活動及其影響超出了環境承受能力的極限所造成, 人類必須對自己的行為進行自我限制, 這種限制在法律的權利義務安排上便表現為以義務為本位[16].環境義務論發源于環境權論, 但其在后期發展中逐漸與環境權論相分離, 并將環境權論作為其主要的批判對象[17].在環境義務論者持續倡導下, 環境義務論在環境法學界引發了強烈反響, 并得到了諸多學者的認可[18], 現已成為與環境權論并列的兩大環境法基礎理論學說。
  
  環境義務論并不否定環境權所表征的價值追求, 即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只是認為環境權是一種整體性權利, 無法具體化為公民的個人權利。環境義務論認為, 環境保護的關鍵在于合理配置各主體的環境義務, 通過環境義務的履行來實現保護環境的目的。因此, 環境法應該是義務本位而非權利本位, 應該將環境義務作為建構環境法學理論的基礎。從環境義務論的論證過程來看, 環境義務論的論證重點在于其理論的可行性。環境義務論是在批判環境權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 因而其竭力避免環境權論所存在的理論模糊、道德色彩濃厚等缺陷。與環境權論相比, 環境義務論對于環境法律現象的解釋力明顯更強。環境義務論主張各主體都要承擔保護環境的義務, 而環境義務與環境權利相比顯然更容易界定, 因而避免了環境權無法界定、無法實現的缺陷。而且, 環境法的主要內容便是有關政府、企業、公民環境義務的規定, 因此環境義務論與環境法規范的形式特征也相符合。
  
  環境義務論最大的理論優勢在于其可行性較強, 但環境義務論的這一優勢卻有著內在的缺陷, 即存在正當性不足的問題。法學是權利義務之學, 權利和義務是法律的兩個基本構成要素。在權利與義務的關系當中, 權利是更為基礎的范疇[19].義務的設定和履行是為了保護和實現權利, 權利是義務的正當性基礎。環境義務論主張環境法應以義務為本位, 缺乏權利基礎, 使得環境義務論的正當性較為薄弱[20].并且, 環境法的本位選擇主要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 即使環境法律規范在外在形式上主要表現為義務性規范, 也不代表環境法就應當以環境義務為本位[21].環境義務論過于關注和強調其可行性, 導致其在正當性的論證上顯得有些不足。
  
  (三) 其他相關觀點的評析
  
  除了環境權論和環境義務論, 近年來部分環境法學者還提出了環境利益論、環境法權論等觀點。這些理論觀點都是在反思環境權論和環境義務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雖各有創新, 但也都難以對環境法作出系統完滿的解釋。
  
  環境利益論包含兩種觀點, 一種是環境公共利益論, 另一種是環境區分利益論。環境公共利益論認為環境利益是一種公共利益, 無法上升為法律權利, 只能以公共利益的形式加以保護。環境公共利益論主張公眾環境利益可以作為環境法學核心范疇, 以公共利益為基礎, 不僅可以對環境法現象做出邏輯一致的解釋, 把環境法的諸原則、制度凝結為一個體系, 而且能夠對現實環境法制建設提供具體指導[22].與環境公共利益論不同, 環境區分利益論認為, 環境利益在不同區域之間存在著不平衡性, 本質上是一種區分利益[23].環境區分利益論主張環境利益分配是環境法學的核心關懷, 環境協商是環境利益分配的社會基礎, 經濟誘因是環境利益分配的基本手段[24].上述兩種觀點都認為環境利益是法律保護的利益, 但無法上升為法律上的權利進行保護, 因此環境法應當以環境利益作為基礎, 環境法制度的建構應該圍繞環境利益的保護、增進和分配來進行。只是公共利益論認為環境利益是公共利益, 應當通過環境權力和公眾參與來實現;而區分利益論認為環境利益是區分性利益, 應當通過協商、經濟手段來實現。從利益角度出發, 任何法律制度都可視為是對特定利益進行分配和保護, 環境法同樣如此。利益理論容易成為套套邏輯, 不可能錯, 但也因此使其內容變得空洞, 難以為事實所驗證, 無法提供充分的解釋力[25] (P325) .
  
  近年來, 有學者提出環境法學應該以“環境法法權”作為基石范疇, 本文在此稱之為環境法法權論。根據環境法法權論的表述, 所謂環境法權指的是環境權利和環境權力。環境法法權論者認為, 環境權利和環境權力都是環境法學領域最基本、最重要的“元概念”, 兩者性質雖有不同, 但是彼此合作共進、競爭成長, 共同構成環境法制度的基石[26] (P41-45) .環境法法權實際上更像是一個組合概念, 即將環境權利和環境權力組合在一起, 用一個概念表達兩種理論。這種組合概念通過將理論組合在一起來擴大理論的解釋力, 其創新意義是值得懷疑的。按照此種方式, 環境權論也可以和環境義務論結合起來稱為“環境權義”論, 甚至可以把現有的所有環境法理論都結合在一起, 稱之為“環境法綜合論”, 從而擴大理論的解釋力。環境法法權論的主張者雖然明確強調“環境法法權, 即‘環境權利-環境權力統一體’并不是單純的概念疊加, 或者籮筐式的集成概念, 而是一個具有高度統合性、內在邏輯性的學科范疇”.但是這一點似乎體現得并不明顯, 論者也未對此作出令人信服的論證。相反, 環境法法權論的主張者自己也承認環境權利和環境權力并不具同質性, 僅僅是強調兩者彼此合作共進、競爭成長, 共同構成環境法制度的基石[26].此外, 由于環境法法權論囊括了或者說整合了環境權論, 但卻未對環境權論進行實質性的改造, 意味著環境權論所具有的局限性也隨之被帶入了環境法法權論的理論之中, 環境權論的缺陷因此也成為了環境法法權論的缺陷。
  
  三、界權論的主張及其依據
  
  現有理論對于我們理解和把握環境法具有重要意義, 但如前所述, 現有理論也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問題。因此, 對于環境法的解讀仍有必要探索新的路徑。現有理論存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正當性問題, 二是可行性問題。環境權論具有足夠的正當性, 但缺乏可行性;環境義務論則是具有足夠的可行性, 但缺乏正當性;其他理論學說都是在環境權論和環境義務論的基礎上改造而來, 在正當性和可行性上也都存在不足之處。為了對環境法現象作出更為合理的解釋, 必須尋求一條既有正當性又具備可行性的路徑。
  
  (一) 界權論的內涵及其邏輯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原因在于人們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和利用。環境法的出現是為了應對環境危機, 其主要內容便是限制人們開發利用自然的行為。自然為人類社會提供的利益一般可區分為兩類, 一是經濟性利益, 二是生態性利益。在人類社會發展初期, 由于人口數量較少, 對自然的開發利用能力也較低, 自然能夠為人類提供充足的經濟性利益和生態性利益。自然的經濟性利益一般以較為直觀的物質形式體現, 容易為人所認識。與之相反, 在自然未遭污染和破壞之前, 自然的生態性利益難以通過直觀的物質形式表現出來, 因此容易為人所忽視。由自然所提供的經濟性利益在很早的時候便被法律所認可, 并轉化為法律上的財產權利, 如土地所有權、林木所有權、水資源所有權等等。隨著對自然的過度開發, 最終導致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由于自然的經濟性利益已經轉化為法律上的財產權利, 對自然的開發利用過程即是財產權的行使過程[27] (P56) .因此,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財產權的不當行使導致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
  
  既然財產權的不當行使是環境問題的根源, 那么, 解決環境問題自然也可以從調整財產權體系入手。作一個極端的比喻, 禁止所有與自然相關的財產權的行使, 即停止所有對自然的開發利用活動, 便能夠實現防止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的目的。當然, 這種極端做法不可能在實踐中予以實施, 但這一思路與環境法的內在邏輯卻是高度一致, 因為環境法規范的主要內容便是對現有財產權利進行限制。例如, 有關自然資源保護的法律規范的內容主要是對土地利用、林木采伐、水資源開發利用等相關財產權行使的限制;有關污染防治的法律規范的內容則主要是對大氣環境容量、水環境容量等環境容量資源利用權利的限制;等等。對財產權所進行的各類限制, 其實也是對現有財產權的權利邊界進行重新界定。因此, 可以初步提出以下觀點:即環境法乃是重新界定現有財產權利邊界之法, 通過將生態要素注入現有財產權利體系, 還原財產權利的應有界限, 使自然的經濟性利益與生態性利益之間實現平衡。本文將上述觀點稱為界權論。界權論重點強調的是對現有財產權利邊界進行調整, 使得財產權本身包含環境保護的考量, 財產權的行使需要滿足環境保護的要求。
  
  界權論與現有理論在邏輯上存在一個重大的區別。無論是環境權論還是環境義務論都暗含一個前提, 即現有財產權體系本身是正當的、合理的。環境權論的提出并不否定原有的財產權體系, 只是增加新的權利, 即環境權, 并試圖使新的環境權與原有財產權相互抗衡, 從而實現保護環境的目的。界權論表面上與環境義務論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都是強調對現有財產權邊界的調整, 但兩者卻存在本質的不同。環境義務論同樣承認原有財產權體系的正當性, 只是要求原有財產權在行使過程中, 要承擔相應的環境義務。而界權論從根本上否認現有財產權體系的正當性, 主張對現有財產權的限制不是賦予新的環境義務, 而是對財產權范圍的重新界定, 是財產權本身所具有的內在要求。當然, 在權利意識高漲的時代, 主張對財產權邊界進行調整--主要體現為對現有財產權邊界的限縮--難免會引起人們的疑慮。因此需要進一步說明, 界權論并不是對現有財產權進行無節制的任意調整, 其調整的程度僅在于實現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其調整的對象僅在于直接涉及自然的財產權利, 而其調整方式也將嚴格遵循法律的規定。
  
  (二) 界權論的正當性依據
  
  財產權觀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圖時代[28] (P6-34) , 但對現代財產權理論影響最大的, 無疑是洛克的勞動財產權理論[29].人們常常強調洛克財產權理論中勞動的作用, 認為人類的勞動賦予了財產權正當性, 但是卻忽略了洛克財產權理論的目的與前提。洛克在提出其財產權理論時, 是附帶有特定條件作為限制的。洛克財產權理論的目的在于保存人的生命。洛克在《政府論》下篇第五章開篇即指明“不論我們就自然理性來說, 人類一出生即享有生存權利, 因而可以享用肉食和飲料以及自然所供應的以維持他們的生存的其他物品;或者就上帝的啟示來說, 上帝如何把世界上的東西給予亞當、給予挪亞和他的兒子們;這都很明顯, 正如大衛王所說, 上帝‘把地給了世人', 給人類共有。”[30] (P17) 洛克認為人的自我保存是一種權利, 世界上的東西是用于保存人類自我。但因為共有之物需要通過某種方式轉化為私人所有, 才能供私人利用, 所以才提出財產權理論[30] (P17-18) .并且, 財產權的獲得還需要滿足兩個前提, 一是“充足性原則”, 二是“不得敗壞原則”.“充足性原則”要求人們在主張財產權的時候需要留有足夠的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所共有;“不得敗壞原則”則要求人們不能糟蹋或敗壞上帝創造的東西[30] (P18-21) .因此, 財產權雖然神圣, 但卻從來不是絕對的。
  
  洛克財產權理論的目的在于保存人類自我, 因此財產權的建立與發展必須確保該目的的實現。財產權為人類開發利用自然提供了正當性基礎, 但人類的開發利用行為卻逐漸超越了自然的限度, 從而引發嚴重的環境危機, 進而威脅到人類生存。財產權的發展已然違背了洛克財產權理論的目的。有學者在注意到財產權所反映的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時曾指出, “對于那些以直接源于自然環境的物為客體的財產權, 必須遵循自然規律, 必須體現人與環境的客觀聯系。基于環境保護對這些權利的限制, 不應該被視為是工具性的、外在性的, 而應視為這些權利內含的、目的性的限制”[31] (P201) .為了保存人類自我, 必須確保一個良好的自然環境, 因此洛克財產權理論的目的包含了保護環境的內在要求。
  
  洛克財產權理論產生于17世紀末, 那時人類對自然的開發能力和開發程度都處于較低水平, 自然足以為人類自由享用。因此洛克財產權理論所包含的“充足性原則”很容易得到滿足, 即人們在主張財產權的時候留有足夠的同樣好的東西給其他人, 這使得人們很少關注該項原則。但是, 自工業革命之后, 人類科技水平大幅提高, 開發利用自然的能力顯著增強, 對自然的開發也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不斷開發利用自然的過程中, 也給自然造成了巨大的污染和破壞。當初滿足洛克財產權理論“充足性原則”要求的自然早已不復存在, 該項原則的重要性因此突顯了出來。財產權的主張必須保留足夠的資源和環境以供他人使用, 這構成了對財產權主張的限制。同樣的, “不得敗壞原則”強調財產權的主張需以供人們享用為度, 不能糟蹋或敗壞上帝創造的東西, 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屬于人的財產權所涵蓋的范圍之內。“不得敗壞原則”是對人的欲望的明確限制, 這種限制與當下節約資源的理念一脈相承。
  
  遵循洛克財產權理論的目的和前提, 自然是財產權利的基礎, 超越自然限度的財產權實際上已經不具有正當性, 不能稱之為權利。財產權定義本身便包含著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平衡的意思。因此, 為了保護環境, 我們需要做的既不是主張新的環境權, 也不是強調環境義務, 而是重新界定權利。從這個角度來說, 現有財產權體系乃是處于一種過度擴張的狀態, 正是這種過度擴張造成了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為了保護環境, 需要對現有財產權體系進行限縮, 這種限縮不是課以義務, 而是重新劃定財產權的邊界。權利本身意味著正當性, 正當的東西就不應該存在義務, 或者說屬于義務的部分就不應再稱之為權利。因此, 在某種程度上, 學界所謂的“財產權的社會義務”5, 其本身便是一個矛盾的表述。界權論這一主張與環境權論、環境義務論以及其他相關理論有著本質的區別。
  
  無獨有偶, 著名社會學家卡爾·波蘭尼曾指出, 現代社會的原動力是由一雙重傾向支配著, 一方面是市場不斷地擴張, 另一方面是要把市場之擴張限制在一個特定的范圍。經濟活動需要嵌含在社會之中, 一旦經濟活動有“脫嵌”的傾向, 將會激起社會的自我保護措施。在波蘭尼的理論框架中, 自然被作為社會的組成部分, 將自然商品化將會毀滅自然[32] (P238-243) .根據波蘭尼的解讀, 市場也嵌含在自然之中。市場的運作需要以權利的界定為前提, 故而權利界定也需要以自然為基礎。因此, 保護環境是財產權的內在要求, 基于保護環境的目的而對財產權邊界進行重新界定具有理論上的正當性。
  
  (三) 界權論的可行性依據
  
  在現有理論當中, 環境權論無疑也具有高度的正當性, 但由于權利難以界定等問題的存在, 使得環境權論的可行性大打折扣。為了避免重蹈環境權論的覆轍, 界權論在證明自身的正當性之后, 還需證明自身的可行性。
  
  自然所提供的利益包括經濟性利益和生態性利益, 日常所說的環境利益實際上僅僅指的是自然的生態性利益。生態性利益是一種保障性利益, 我們之所以保護環境, 不是因為存在人類所需要的獨立的環境利益, 而是因為生態的惡化危及了人類生命和財產的安全, 危及了人類社會的持續發展[33].如果能夠確保人類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人類社會持續發展, 將地球全部開發想必也不會受到人們的拒絕。自然的生態性利益是其他權利存在的基礎, 如生命權、健康權、人格權以及財產權等, 都需要以生態性利益為前提。生態性利益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其對人類生命和財產的維護與支撐之上, 體現在為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提供條件之上。一旦生態性利益遭受損害, 危及人類的生存, 以人為根本目的的權利也將蕩然無存。因此, 生態性利益體現在現有的所有權利當中, 或者說, 生態性利益是現有其他權利的基礎。自然的經濟性利益易于分割, 早已轉化為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作為一種保障性利益, 生態性利益具有整體性、不可分割性等特征, 無法分割給每一個具體的個人進行占有和行使, 因此生態性利益目前并無獨立的權利進行表達, 這也是以生態性利益為基礎的環境權難以界定的原因。
  
  相反, 自然的經濟性利益易于分割, 可以并且已經通過財產權的形式來進行配置和保護。既然自然是財產權利的基礎, 財產權包含著保護環境的內在要求, 那么便可以通過調整以經濟性利益為基礎的財產權利的邊界來間接實現對生態性利益的保護, 從而實現經濟性利益與生態性利益的平衡。與自然相關的財產權的邊界調整涉及諸多技術問題, 因而財產權邊界的界定方式和界定程度與人類科技的發展水平緊密相連,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 財產權的界定將更精細化和清晰化。自然的生態性利益通過附著于以經濟性利益為基礎的財產權來進行調整, 能夠有效解決界權論的可行性問題。界權論以現有財產權體系為基礎, 通過重申財產權本身所具有的環保內涵和改造現有財產權體系來實現保護環境的目的, 有利于減少制度變革的阻礙, 節省制度變革的成本。
  
  概而言之, 界權論并不主張新的環境權, 避免了環境權在界定、實施等方面的困境;界權論也不主張環境義務, 避免了環境義務正當性不足的問題;界權論通過回溯財產權的原初內涵, 重申保護環境乃是財產權的內在要求, 強調財產權邊界的重新界定, 不僅具有正當性, 也具有可行性。
  
  四、界權論的應用
  
  現有環境權論、環境義務論、環境利益論以及環境法權論等學說豐富了我們對于環境法律現象的理解, 如果將視角從現有理論轉向界權論, 我們或許還可以獲得關于環境法律現象的另一種解讀。
  
  (一) 界權論對環境法立法目的的解釋
  
  關于環境法的立法目的, 理論上存在多種不同的觀點。例如, 有學者認為環境法的目的應當是在不排除為了人類自身健康利益而保護環境這一最低限度目的的前提下, 確立“衡平世代間利益, 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和“保護人類的’環境權‘與生態世界的’自然的權利‘”這兩大目標[34] (P327) ;而有些學者則認為, 環境法應當承擔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的任務, 把完成這一任務作為立法目的[35];也有些學者認為環境法的目的應該專注于保護環境[36].總之, 現有理論普遍傾向于將環境法的立法目的定位為保護環境。但是, 僅僅強調保護環境實際上并不能準確的表述環境法的立法目的。
  
  對自然的利用包括經濟性利用和生態性利用兩種類型, 對于自然的利用需要綜合考慮兩種用途, 才能滿足利用效率的要求。單獨考慮任何一種用途, 都無法實現對自然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環境危機產生之前, 人們尚未認識到環境保護的重要性, 在對自然進行利用時, 往往只重視其經濟價值而忽視其生態價值, 久而久之便造成了環境危機。為了應對環境危機, 環境法迅速興起, 并以保護環境為立法目的, 這對于遏制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行為具有重要意義。但是, 對環境的保護并不是單方面的、絕對性的, 環保并不優先, 依然要考慮到其經濟性利用。在當今世界, 仍有很多國家未能解決溫飽問題, 需要通過開發利用自然來滿足生存需要, 對這些國家而言, 吃飯比環保更重要, 環境法立法目的不可能是單純的保護環境, 即使如此也不可能得到實施。我國1979年制定的《環境保護法 (試行) 》最初在法律中便規定環境保護要與經濟發展相協調, 即使在2014年《環境保護法》修改之后, 要求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相協調, 提高了環境保護的地位, 也仍然強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兩者之間的協調關系, 而不是要求經濟發展服從于環境保護。在國際環境保護工作中, 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也仍在強調自身的發展權, 主張“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37], 也是表現之一。因此, 無論環境立法目的在條文上如何表述, 其實質上都是在平衡自然的經濟性利用與生態性利用。
  
  現有財產權體系是以自然的經濟性利益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其彰顯的主要是自然的經濟價值, 并未關注到自然的生態價值。在界權論視角下, 環境法是重新界定財產權邊界的法律, 通過對現有財產權邊界的調整, 將生態理念納入到現有的權利體系當中, 使自然的經濟價值與生態價值得以平衡。在界權論看來, 環境法的立法目的便是平衡自然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 而重新調整權利邊界是實現這一立法目的的手段。界權論主張將環境保護的要求內化入財產權體系, 而非在財產權體系外設置新的環境權和環境義務。將環境的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融為一體進行綜合考慮, 有助于實現自然利用價值的最大化, 同時也消弭了自然的生態性利益和經濟性利益之間的對抗與沖突。
  
  (二) 界權論對環境法調整對象的解釋
  
  法律的調整對象指的是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38] (P80) .對于環境法調整對象的理解, 現有理論觀點大致可分為兩種, 其中一種觀點認為, 環境法調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例如, 呂忠梅主張, 環境法所調整的是人們在開發利用、保護改善環境過程中所產生的各種社會關系[39] (P34-36) ;曹明德認為環境法調整的是生態社會關系[40] (P181) ;杜群則認為環境法的調整對象為生態經濟社會關系[45].這些觀點盡管表述不一, 但都將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定位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另一種觀點則認為, 環境法不僅調整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 而且也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這種觀點的主要倡導者是蔡守秋[42] (P23-80) 、李摯萍[43]、陳泉生[44] (P127) .調整對象問題是環境法學的一個基本理論問題, 因而上述關于環境法調整對象的兩種觀點曾引發環境法學界的激烈爭論6.
  
  從實證角度出發, 綜觀現有的環境法律規范, 我們不難發現, 環境法的調整對象主要是有關人類利用自然的社會關系, 并不包含所謂的人與自然的關系。即使從應然的角度來看, 環境法也不可能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因為, 法律只是人類社會的行為規范, 法律需要遵循和體現自然規律, 但法律無法規范人與自然的關系。認為環境法應該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學者常常對現有法律持批判態度, 認為現有法律未能顧及人與自然的關系, 是人類中心主義的表現[42] (P26-34) .但實際上, 要求法律調整人與自然關系反倒更像是一種人類自大的表現, 因為法律只是人類創造的規范, 法律有何種資格去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主張環境法調整人與自然之間關系的論點實際上是以反人類中心主義之名行人類中心主義之實。經過多年的爭論, 將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作為環境法調整對象的觀點已明顯得到多數人的認可。
  
  根據界權論的觀點, 環境法是對現有財產權利邊界進行重新界定之法, 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因此便是人與人之間與自然相關的財產權社會關系。如前所述, 環境污染與生態破壞在很大程度上可視為是財產權體系不當發展的結果, 需要通過重新界定財產權利, 或者說限縮財產權利來保護自然。環境法的主要內容就是環境規制, 其本質就在于約束與自然相關的財產權的行使, 并以此為中心確定公民、企業和政府的權利與義務。所有環境法律措施都可視為對原有的以自然的經濟性利益為基礎的財產權利體系的調整。但應當注意的是, 環境法只是對現有的與自然相關的財產權利的邊界進行重新調整, 如土地利用權、水權、林權、采礦權等等, 而非調整所有的財產權利。因此, 環境法調整對象的范圍主要就是人與人之間圍繞對自然的利用而產生的社會關系[45], 并不調整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界權論對環境法調整對象的解讀與環境法實際的調整對象相一致。
  
  (三) 界權論對環境法調整方法的解釋
  
  環境法在其產生之初, 主要采取命令控制型的規制方式, 之后規制手段逐漸多樣化, 出現了經濟激勵型規制手段以及信息規制手段[46].如今, 環境法已形成了以行政法為主, 跨越公、私法領域的綜合性法律體系。法律的調整方法一般劃分為民事調整方法、行政調整方法、刑事調整方法, 而環境法的調整方法包含了民事、行政、刑事等多種調整方法。環境法的調整方法具有綜合性, 但是并無獨特的、專門的環境法調整方法[47].具有獨特的、專門的調整方法曾經被視為是一個部門法成立的標準之一, 為此, 環境法學者常常不愿意承認環境法本身缺乏獨特調整方法這一事實。有學者提出, 環境法的調整方法包括其他法律部門的調整方法和環境法所特有的調整方法即生態化方法, 其中生態化方法包括環境資源調查、監測、環境資源規劃、環境影響評價等[42] (P554-571) , 但實際上這仍然是傳統的調整方法, 只是應用于環境保護這一新的領域而已。
  
  調整方法的劃分與調整對象的劃分是相對應的, 通過將社會關系劃分為不同的調整對象, 然后針對不同的社會關系匹配不同的調整方法, 并在上述基礎上構造不同的法律部門。如上文對環境法調整對象的分析一樣, 環境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是因利用自然而產生的社會關系, 涉及民事、行政、刑事等多種社會關系, 因此環境法必然包含民事、行政、刑事等多種調整手段。但是, 這些手段在環境法中并非簡單的聚合, 而是存在內在規律的有機組合。
  
  根據界權論的觀點, 環境法是重新界定財產權邊界之法, 環境法的調整手段因此便是調整財產權邊界的手段。由于環境問題涉及民法、刑法、行政法等諸多領域事項, 其調整手段自然既包括公法手段, 也包括私法手段。權利的界定方式包括立法的直接界定, 也包括通過行政、司法手段進行的間接界定。傳統上對權利的界定主要由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來完成, 其中的原因在于傳統權利的邊界, 要么較為明確, 要么不存在進一步界定的必要, 權利界定難度較低, 因此立法機關可以事先直接在法律中予以明確規定, 或者由司法機關在司法裁判中進行裁定。而由于環境問題涉及較多的科學技術問題和復雜的利益沖突[48] (P24) , 與之相關的權利的界定難度大、成本高, 立法機關很難事先進行確定, 而司法機關由于自身技術能力的限制, 在相關權利的界定上也高度依賴于行政機關。行政機關由于自身具有較強的技術能力和行動資源, 因此與自然相關的權利的界定主要依賴于行政機關的作用, 如通過環境標準、環境許可等行政措施來對現有權利體系進行界定。這解釋了環境法跨越公、私法領域的綜合性特征, 同時也解釋了環境法偏向行政法的特點。
  
  (四) 界權論對環境法與其他部門法之間關系的解釋
  
  對于環境法與其他部門法之間的關系問題, 界權論也可給出新的解讀。民法是確立財產權的重要法律基礎, 根據界權論的主張, 環境法是對財產權邊界進行重新界定的法律, 亦即環境法要對民法所確立的財產權體系進行調整。基于界權論的視角, 對環境法與民法之間關系的理解與傳統觀點具有較大的差別。例如, 在傳統理論下, 《民法總則》第9條規定的綠色原則被認為是外部的限制性原則[49], 但是在界權論視角下, 綠色原則便不是限制性原則, 而是內生性原則, 是民法財產權本身的內在要求。相應的, 民法與環境法的銜接不在于環境義務[50], 而在于權利的重新界定。界權論為環境法與民法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解釋, 也為環境法與民法的銜接提供了新的路徑。而就環境法與行政法的關系而言, 環境法作為對財產權利進行重新界定之法, 在調整手段上大量運用行政法的制度工具, 兩者在制度工具層面存在共通之處, 就此而言, 將環境法視為行政法下的各論并無不妥。就環境法與刑法的關系而言, 環境法作為對權利進行重新界定之法, 刑法作為保障權利之法, 環境法通過劃定權利邊界從而幫助刑法確定罪與非罪的邊界, 以及罪行的嚴重程度, 這也是環境犯罪的認定與責任追究需要依賴于環境法規定的原因。
  
  有關環境法與其他部門法之間的關系問題, 還牽涉到另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 即環境法是否是獨立的部門法?這是中國環境法學界乃至中國法學界一直在糾結的問題7.判斷環境法是否是獨立的部門法, 關鍵在于部門法的劃分標準。如果按照傳統的部門法劃分標準, 如調整對象、調整手段等, 環境法難以成為一個獨立的部門法。但是, 如有必要, 將環境法視為一個部門法也并非不可, 只需換一種部門法劃分標準即可。環境法如果僅僅是為了部門法的名號而主張自己的獨立性, 實際上并無太大的學術意義。部門法劃分的初衷是為了便于對同種類型的法律進行學習和研究, 從這個目的出發, 如果存在某種理論能夠對環境法律規范體系進行統一的、邏輯自洽的解釋, 使得將環境法與傳統部門法分離開來有助于理解環境法, 那么將環境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便具有了合理性。本文無意于部門法名號之爭, 在此只想說明, 如果界權論可以對環境法律現象作出體系性的解釋, 從而將環境法的概念、原則以及制度整合為一個理論體系, 那么將環境法與傳統部門進行適當區分是有利于理解和學習環境法的。
  
  五、結 語
  
  自然所提供的利益可分為經濟性利益與生態性利益。經濟性利益易于分割, 已轉化為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生態性利益是一種整體性、保障性的利益, 無法轉化為具體的法律權利。然而, 生態性利益的保護是財產權利存在的前提, 保護環境因此構成財產權利的內在要求。界權論主張環境法本質上是對現有財產權利體系進行重新界定之法, 通過將生態要素注入現有財產權利體系, 調整現有權利邊界, 使自然的經濟性利益與生態性利益之間實現平衡。從界權論的視角出發, 可以對環境法的立法目的、調整對象、調整手段、環境法與其他部門法的關系等現象進行較為系統性的解釋。界權論的提出并不否定其他理論, 而是旨在為理解環境法律現象提供新的視角, 豐富人們對于環境法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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